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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产业热点访谈: 倒逼机制下无抗健康养殖科技大布局(Ⅰ)

——来自养殖生产一线的声音

发布日期:2018-07-16    浏览次数:

  

  编者按:近年来,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畜牧产业的环境污染和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并以问题导向的倒逼机制直接剑指畜禽养殖的“环保风暴”和“无抗(抗生素,下同)养殖”两个热点词。基于此,我院家禽健康养殖创新团队深入生产第一线调研,积极探索应对方略,得到业界的充分肯定。近期,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和相关媒体记者,围绕倒逼机制下无抗健康养殖如何进行科技创新大布局议题,系统性地采访了陕西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我院家禽团队高玉鹏教授。高老师结合团队调研情况,从“来自养殖生产一线声音”的角度进行了独特的解答,共分为Ⅰ、Ⅱ、Ⅲ部分,现摘录第Ⅰ部分如下:

  1、记者问:近年来,畜禽养殖的“环保风暴”和畜产品无药残的“无抗养殖”已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2个热点,这是不是近年来我国现代畜牧业最实质性的供给侧改革?

  高玉鹏:倒逼机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与经济改革所采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效机制,同样也适合于我国现代畜牧业的改革。客观地讲,正是由于这种以问题导向追索的“透明化”严厉监管机制,才实质性的体味到畜牧相关法规的严格落地实施,才使我国多年来累积形成且已固化了的畜禽养殖环境污染与抗生素滥用等顽疾得到重大改观,应该说,这是我国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最实质性的供给侧改革举措之一。

  首先简要谈谈畜禽养殖“环保风暴”的倒逼机制。目前主要关注“禁养区”和“粪污无害化”两个方面。但结合我国现代畜牧业的现状,环保问题远不止这两个方面,仍任重而道远。

  第一,以设计区域性环境“禁养区”为法规制约目标,快速推进区域性养殖生态环境优化大布局,解决并回应了公众对健康有直接威胁的敏感区域不能再遭受养殖污染等热点问题。这种“禁养”“红线”的设置,诱发了我国畜禽区域养殖优化布局的“大迁移”,其突出的印证指标是经济预测畜禽生产“暂短性”地“失效”,颠覆了多年形成的所谓三年“猪周期”、“禽周期”等养殖规律。

  第二,以养殖“粪污无害化”为法规制约目标,快速推进畜禽粪污处理无害化利用系统工程。加快解决目前我国年均约40亿吨的畜禽粪污资源中60%未被利用,即资源“放错了地方”的热点问题。农业农村部规划至2020年,在全国重点扶持200个养殖大县做示范,目前收效十分显著。

  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我国畜牧养殖的环保问题远没有就此能打结。可以说这仅仅是解决了能看到的“面子”工程,仅涉及产业的布局或产业链的外延。对畜牧产业链内涵的诸多实质性环保问题尚未触及,其中有些难题也迫在眉睫需要解决。

  首先是区域性单位土地面积最大限定消纳畜禽养殖数量标准的承载力问题。该问题若不较快解决的严重后果:一是很可能再现“拍脑门”式的养殖场无序布局建设构筑的 “百万头生猪大县”工程,或“千万头超大养猪场”、“几百万只蛋鸡养殖场”等“形象工程”,诚然,也不是说这些工程的建设没有通过环保评估,但至少可以说仅是按照目前缺乏区域性土地畜禽养殖数量限定承载力标准的法规前提下规划建设的。如果有了区域性土地养殖数量承载力限量标准,那环保评估就很复杂。据悉,目前有些东、南方省份有此法规,西部省份基本无此法规,故西部与东部省份比较,建设畜禽养殖场、特别是大型养殖场的环保评估容易得多;二是可能出现区域性养殖场户“密布”的“乱象”,不仅环保有问题,而且筑构了畜禽疾病易于传播的生物链,加大区域性疾病安全的风险;三是没有土地承载的限制,许多养殖场户粪污的处理利用就可能会 “走捷径”。既难监管,也可能产生更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因为对薄利的养殖企业来讲,面对现阶段粪污处理利用高成本低回报现实,完全规范的粪污处理利用,经济上一般很难承受。“经济效益链”的缺失迫使企业不得不近地设法排污,环境污染风险无形加大。据此,国外已有成熟的借鉴经验,我国则需要改革这种“效益链”差机制的制度问题。

  再者,例如养殖场畜禽舍向外排放“臭气”的环境污染问题;粪便本身残留污染的控制问题,不然肥料专家再无法“挽留”将畜禽粪便的传统角色“清除”出有机肥“队伍”;养殖“大环境”的污染问题。寻求导致畜禽疾病越来越复杂的“大环境”污染源头等等。这些环保问题均需要深入研究来解决。客观地讲,就目前我国畜牧业现状分析评估,环保大旗始终得扛在肩上,环保之路艰巨而流长。

  我想主要谈谈关乎产品安全的“无抗养殖”倒逼机制。业界感言“禁抗”进程快,但没想到这么快!

  “无抗养殖”已经喊了多少年,而真正落地则是近年、特别是今年。 这种倒逼机制之所以现在能在养殖实践中快速推进,其根本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具备了广泛的公众认知基础,消费者对畜产品质量“零容忍”的苛刻要求;二是国家食品质量法规“透明化”的高压市场监管机制。二者融合,构建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社会氛围,使无药残的食品安全上升到国家层面,一旦发现违法,处罚成本可以让其“倾家荡产”,甚或入刑。国内已有多起“有抗(抗生素,下同)鸡蛋”“有抗肉”得到重罚并入刑的案例,这种高额的违法成本,让本来利薄的养殖企业深感望而生畏。

  诚然,基于目前我国畜禽养殖的主流现实问题,要真正做到产品无药残的“无抗养殖”,确实还有诸多认知不同的困惑:兽医部门认为畜禽疾病很复杂,“无抗养殖”不是很切合生产实际,否则养殖无抗了,畜禽健康问题可能就大了;食检部门认为产品“无抗”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只要你胆敢违法,处罚成本“史无前例”;生产者认为难度很大,因为无抗养殖的综合替代方案不仅难找,而且即便找到也增加了较大成本,这对本来获利不大的养殖者很是“要命”的事。但消费者则认为:无任何理由可讲,共鸣“难道对产品的无药残不是我们最低的食品安全要求吗”? 而从现实的畜产品供需情况分析,在大多数畜产品产能相对过剩的今天,消费者根本没必要通过包容的方式选择有药残的畜产品。尽管认知五味俱杂,最后得让消费者说了算。

  所以,现代畜牧业发展到今天,从保障畜产品安全供给的大局出发,践行“无抗养殖”,不是谁说不行就可以改变,“行不行都得行”。今天的消费者敏感的神经百分之百会否定养殖者千万个“有抗养殖”的理由,既不会因为你有没有替代抗生素的技术而“放你一马”,甚至也不会在乎从业者是不是社会救助群体(俗称贫困户)需要网开一面。在透明化食品质量监管高压态势下,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产品安全问题上“讨价还价”的余地永远是“零”,倒逼的唯一结果就是“无抗养殖”。

  2、记者问:众所共知,抗生素陪伴我国现代畜牧业风风雨雨走了几十年,在这个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中,他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玉鹏:抗生素主要是由细菌、霉菌或其他微生物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或人工合成的类似物。或由微生物产生的、微剂量即可抗菌的物质。最初抗生素称为“生物药物素”。畜禽用抗生素一般分为两类:促生长类和抗菌类。不同类别的抗生素有具体的应用范围。

  众所周知,抗生素作为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救命药”走进了世界视野,由此人类生命平均至少延长了十年;也由此陪伴风风雨雨的世界畜牧业发展历程一直走到今天。国际动物保健协会分析报告指出,以家禽生产为例,如果没有抗生素,生产全世界市场等量同类家禽产品的家禽养殖数量需要增加25%。在我国畜禽养殖环境普遍较差的大环境下,抗生素的这种“正效应”可能会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不然我国畜禽养殖何以能消费全球30%的抗生素。从这个意义讲,抗生素伴随我国现代畜牧业历程一路走来,其最直接、最大的贡献是解决了我国在环境和疾病复杂等普遍不利条件下,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并满足了国民需要的动物蛋白。

  3、记者问:客观地讲,我国畜禽养殖的历程就是“有抗养殖”的历史,现在推进“无抗养殖”,是不是意味着畜禽全程饲养期都必须“禁抗”?如何实现这两种新、旧养殖制度的有效衔接?

  高玉鹏: “有抗养殖”伴随我国现代畜牧业风风雨雨走了几十年,所起的作用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但是,随著社会公众对动物食品药残的关注,以及国家法制建设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长期形成的忽视畜产品质量“非透明”包容式监管的惯性模式已成为过去,“透明化”监管问责机制愈加严格、明晰,高压态势始终高悬。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必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第一剑指,对畜禽养殖业而言,“无抗养殖”机制顺应而生。

  但我们应该明晰,目前我国推进的“无抗养殖”制度的核心是对接产品无抗生素残留。围绕这一目标,导向追索到养殖生产,实现阶段性而并非全程饲养期“禁抗”。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推进的“无抗养殖”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技术性养殖方式的概念,其内涵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按照农业农村部的要求,2020年以前,在饲料端,用于促生长类的抗生素全部禁用;在生产端,大幅度减少抑菌类抗生素的种类和数量,推进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18-2021年)》,明确养殖端减抗和限抗的时间表;二是按照食品相关法规的质量要求,严禁畜产品有抗生素残留,倒逼养殖生产期必须“禁抗”。

  4、记者问:业界普遍将目前推进的“无抗养殖”称之为可持续的健康养殖,但传统的“有抗养殖”本身也应该是健康养殖,二者从本质上讲,有何异同?

  高玉鹏:的确,多年来,我们依赖抗生素抗菌的养殖本身就是为了保障畜禽健康,可以说这是最传统、最通用的健康养殖模式;现代推进“无抗养殖”,则是基于畜产品无药物残留的法制“红线”,摒弃了养殖过程产生药残的抗生素参与,并通过营养免疫和管理等综合技术途径提高畜禽免疫力,进而抵抗病菌感染,可以说是一种养殖技术革新了的可持续发展健康养殖模式。尽管这两种新、旧养殖模式最直接的目标都是指向畜禽健康,但二者还是有诸多本质上的区别:

  一是两种健康养殖方法的目标设计不同。传统的“有抗养殖”是以“短平快”的经济目标来设计,主要是围绕“经济效益”来保障畜禽健康;而现代的“无抗养殖”则是以无药残的产品质量目标来设计,倡导“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产品质量安全的可持续环境友好型发展方略。

  二是两种健康养殖方法的技术路径不同:传统的“有抗养殖”是以消耗畜禽免疫力的“减量化”为特征的“消耗战”,主要是利用兽药和疫苗免疫作为工具来实现,易于出现抗生素滥用和疫苗的无序强化免疫,打乱动物机体免疫代谢正常机制;而现代“无抗养殖”的技术途径则主要是围绕如何“培育畜禽综合抗病能力”为主的全方位技术“正能量”为特征的“持久战”。其基本方略是避开抗生素副作用的种种风险,利用非药物的营养与饲养途径,在如何培育畜禽抗病力的正能量上“发力”,同时严控畜禽养殖的环境安全风险,来达到生产安全的畜产品。

  三是两种健康养殖方法的产业发展主流方略不同:导致产业发展方向及产生的社会后果截然不同。传统的“有抗养殖”的重要支撑条件是“抗生素”,由此会带来不仅是产品安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产生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人类健康风险,其产业发展路径是不可持续的;而现代的“无抗养殖” 没有抗生素的依赖,就不会产生因滥用抗生素导致的种种风险和问题,生物安全风险小,其产业发展的路径是环保、可持续的。

  由此可见两种养殖模式的出发点不一样,工具不一样,自然其结果也一定不一样。

  5、记者问:现在推进“无抗养殖”是因为“有抗养殖”有危害,这些危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

  高玉鹏:实际上抗生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我国抗生素的问题出在人“滥用”所产生的危害。全社会对抗生素担忧的结症是因为我国的确使用了本不该消费这么大数量的抗生素,年均使用世界约50%的抗生素总量,数字十分惊人;全社会对抗生素危害担忧的本质是因为我国在使用这么大数量抗生素过程中非规范性的“滥用”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特别是在畜禽养殖生产中“滥用”问题尤为突出,后果更为严重。可以说,抗生素本身并不可怕,“谈抗”也未必就一定能导致“色变”的后果。可怕的是“滥用”,不规范使用,盲目使用,后果甚忧。

  研究表明:畜牧业抗生素滥用是人畜共患病之源。它的危害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一是弱化了畜禽本身的免疫功能。抗生素是把双刃剑,在杀灭病原微生物的同时,对动物机体内的许多益生菌也有抑制与杀灭作用,进而能打破机体内微生态菌群的平衡,弱化机体体液和细胞免疫的功能;

  二是易产生耐药性菌株。滥用抗生素易诱发病菌突变进化出耐药性新的细菌或菌株,这些病菌随着抗生素滥用的不断刺激,有可能升华变为“无药可救”的高度耐药性和适应性的“超级细菌”。研究表明:开发一个新药一般需要10年左右时间,而一代耐药菌的产生往往只需要2年。专家认为,“我国已成为全世界抗生素细菌耐药性的重灾区,特别是畜牧业领域尤其严重,其后患正在挑战国人的健康底线。按照目前耐药情况的发展趋势,我国很有可能成为最先陷入‘超级细菌’频生、最终无抗生素可用境地的国家之一”; 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在《PNAS》发表研究报告发现,在三个中国养猪场粪肥里竟发现了149 种“独特”的抗生素耐药基因,均有可能形成常规抗生素难以治疗的“超级细菌”;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形容我们现在是“后抗生素时期”,即几十年来都可以治愈的简单细菌感染,如今却可能无法治愈。我们在畜禽养殖调研中也发现:许多畜禽常见病菌,原本简单治疗就能解决问题,现在反复治疗、多种药交替使用,还不一定能获得良好效果。养殖过程中我们发现:起初养殖者善于“折腾”抗生素,本来不需要;现在是用抗生素“折腾”,不得不这样做。

  三是不仅导致产品药物残留,更重要是增加人类健康安全风险。抗生素进入动物体内后,少部分被动物吸收利用,而 60%~90%会以原药或者代谢物形式随粪污排出体外,作为一类环境残留物,经过复杂的转化、转移,最后还是会体现在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上。

  当然,由于市场监管愈加严格,农业农村部通报,近年来我国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高位,均在99.7%左右。但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形势严峻,人兽共用的抗菌药耐药性增高,威胁人类医疗资源;动物专用抗菌药耐药性逐年增高,影响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四是造成动物机体二重感染。滥用抗生素,消灭了机体大量的好、坏微生物,造成了动物体内菌群失调,使耐药类细菌乘机大量繁殖,引发动物机体耐抗性更强的二重感染,给动物疫病的防控带来很大的困难。

  五是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动物使用抗生素后稀释代谢的比例很小,有的少则10%左右,绝大多数会排出动物体外环境,这样,与其说畜禽使用了抗生素,倒不如说是环境被大量抗生素污染。有学者估计,每年畜禽养殖向环境中排放的抗生素大约有5万吨之多,进入生态链中的抗生素同样会循环感染,也会有超级细菌的产生,药残危害和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后果等。有专家预计,到2050年,与癌症和艾滋病相比,抗生素耐药性导致的人的死亡率可能会更高;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性将会带来100万亿美元的损失。

  我们团队在畜禽养殖生产调研中还发现,滥用抗生素除了上述危害之外,对畜禽健康的危害具有直接、或间接而明晰的特征。一是导致畜禽免疫抑制或免疫麻痹,加大了疾病防治成本;二是放大了细菌与病毒混合感染的经济损失。单纯的病毒或细菌感染畜禽的损失有限,但二者混合感染的养殖损失可能增加若干倍。滥用抗生素增加了畜禽疾病混合感染的风险;三是滥用抗生素使我国畜牧业已逐渐成为世界畜禽疾病种类最多、最复杂的直接致因之一,但对一个养殖企业来说,滥用抗生素增加1个病菌较容易,但要净化1种病菌,谈何容易:疾病从无到有比较简单,但想从有到无则十分困难,特别是滥用抗生素的养殖模式。

  团队调研还发现,畜禽养殖滥用抗生素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一是在不该使用抗生素的养殖时段或阶段超范围使用;二是应对疾病症状,本不能使用的剂量而不规范、超剂量使用;三是养殖过程需要间断或停止使用抗生素,但实际超时间段使用;四是不该与有关药物配伍使用或混合使用,但为了追求短期见效,超配伍使用;五是畜禽生长期可规范使用促生长类抗生素,但实际使用超类别预防抗菌类抗生素;六是不应该使用人专用抗生素药剂,但为了追求疗效,人与兽用抗生素混合或交替使用,加大了人畜共患病的潜在风险。

  由此可见,社会关注抗生素的问题结症是“滥用”。抗生素只要有滥用现象,就一定会造成危害。解决畜禽养殖抗生素危害问题首先必须在如何不“滥用”上下功夫。  

  6、记者问:这里有一个困惑的问题,抗生素本不该在生产中滥用而为什么养殖企业往往要滥用? 有什么具体困难?

  高玉鹏:的确,健康养殖为什么一定要与“滥用”抗生素挂钩?业界许多同仁都有类似的疑惑。我们在生产调研发现:有些养殖场户对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的确估计不足。因为这些危害不是“立竿见影”能看到的,对其造成的“滞后”、甚至“间接”损失他们往往会归结于“异源”。但绝大多数养殖企业也清楚,滥用抗生素会产生许多危害,然而仍然会不守规矩“滥用”?其主要原因:

  一是多年来形成的“低压”惯性监管态势,为见效快的抗生素滥用无形提供了空间。长期以来,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畜牧兽医相关法规的制定及其真正“落地”实施,均相对滞后,监管的“不透明”“缺位”现象十分明显。甚至从业者无形中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畜牧法规是有伸缩性的“规章”而不是严厉的“法律”,“违规”并没有“违法”,又奈我何?其致因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形成的“三农”“包容性”监管的惯性思维或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养殖从业者“弱势”群体特征在全社会的扶贫氛围中享有的无形“优待”权,甚或产生 “法不敌众”的普遍现象,很难让监管者“下硬手”。

  二是目前我国畜禽养殖主流生产工艺条件与养殖模式均存在“硬伤”,容易造成病菌感染或反复感染畜禽,且不易医治的困局。客观地讲,我国现代畜牧养殖规模化程度尽管不断提高,但若按一个养殖单元(场户)作为一个疾病污染源来计算,养殖环境能达到基本可控的标准化养殖单元数量仍然占比不大。这样,主流养殖单元的工艺设施“硬伤”就会转嫁为我国畜牧养殖过程中滥用抗生素风险最大的“硬伤”,再加之从业者又很难找到不滥用抗生素的替代方案,错为即为之。例如,我国蛋鸡“大群体、小规模”的养殖格局及其附着的养殖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家禽疾病最复杂、抗生素滥用风险最大的重要致因。

  三是抗生素固有的见效快、低成本和操作简单等优势,在产业经营普遍相对艰难、利薄的大背景下,对从业者就构成了保障畜禽健康技术途径“天然”的吸引倾向。我们调研表明:抗生素仍然是目前抑制病菌最有效、成本最低的药物。选择其他抗菌途径需要增加一定的成本。对畜牧养殖产业本身而言,“动荡”的薄利经营特征用增加成本来对接市场,可能是一个“要命”的事。再者,对有些“短平快”养殖行业来讲,病菌的防治要与时间赛跑,时间就是利润,受不得折腾。

  四是管理的惯性依赖模式。似乎只有用了抗生素才能获得心理安慰;离了抗生素心理很是不踏实,例如:快大型肉鸡只有几十天的饲养期,拿不准的替代方案俗称为“玩不起”。诚然,若按目前的监管力度,发现产品药残,其高额的违法处罚成本会使你“更玩不起”。

  最后,关于无抗健康养殖,我们需要明确:

  ——健康养殖本是有良心人干的事,畜产品药残是无良心产品,不是从业者的本义。所以,无抗养殖应该是从业者回归人格最重要的产业标志。

  ——抗生素对我国畜牧业最大的贡献是实现了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动物蛋白。目前仍然是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的抗菌药品。从有抗到无抗,不能一味抱着“鸡蛋碰石头”的“替代”思维进行科技创新布局,要在创建并践行全新的无抗健康养殖新技术体系上下功夫。

  ——抗生素不是营养素,本不该与饲料“为伍”,更不能滥用当饭吃。我国抗生素问题的结症就出在“滥用”上。

  ——我国的“禁抗”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涉及畜产品残留的养殖“红线”是无条件可讲的,因为消费者永远都不会为此与生产者“商量”讲包容条件。

  ——禁抗难,但还不至于“难于上青天”,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举措把握好了,就成为路,而且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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